2011年的教育，可謂“五彩紛呈”，先是陜西西安某小學“綠領巾”引發爭議，緊隨其后的是內蒙古包頭某中學的“紅校服”，之后山東棗莊一中學又爆出“三色作業本”。此外，浙江慈溪“脫褲跑”、四川成都“校長宴”、江蘇無錫“測智商”等事件，一次次把公眾的視線引向校園，一次次把老師推向風口浪尖，教育突然變得“千瘡百孔”。我們不禁要問：今天的教育怎么了？今天的老師怎么了？

　　可以說，教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為公眾所關注，學校里隨便一個小舉措，就可能引發一場輿論的“大地震”。對教育來說，“這是最好的時代，這也是最壞的時代”。

　　西安市未央區第一實驗小學的老師在給孩子們戴上綠領巾的那一刻，絕對不會想到自己這種“創新”的激勵手段會引發公眾如此強烈的“討伐”。

　　現在社會對教育越來越關注，對學校的要求越來越高。有點年紀的教師對此會有明顯的感受。早些年，家長把孩子送進學校，就把孩子全盤托付給了老師，這雖然是對學校教育的一種無條件的信任，但也常常讓學校有孤軍作戰的無奈。而現在很多家長文化水平大幅提升，對孩子的教育也格外重視，學校的一些改革舉措在家長的理解和支持下得以順利推進，家長的參與度已逐漸成為學校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指標。

　　但家長們也開始對學校一些欠妥的做法說“不”。從2011年集中爆出的這些教育事件來看，正是由于家長的較真和媒體的介入，使得一些學校有失公允的“改革舉措”被及時叫停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社會的有效監督，對于規范學校辦學、促進教育公平，無疑是一種正向推動。但是輿論的過度關注也給教育施加了巨大的壓力。

　　教育是當今最受關注的民生問題之一，對教育話題似乎人人都有發言權。“綠領巾”、“紅校服”、“校長宴”等新聞一出，相關的評論就蜂擁而至。評論者雖然散布于五湖四海、三教九流，卻不約而同地選擇站在學校的對立面，觀點也是驚人的一致，認為學校的這些做法是歧視學生，甚至稱其為“校園冷暴力”。而在強大的輿論攻勢下，學校的解釋則顯得虛弱無力。

　　我們看到的很多評論，依據的只是新聞所描述的表面現象，評論者并沒有對事件做全面了解，這對學校也是有失公允的。山東棗莊三十九中的“三色作業本”事件，據校方解釋是他們對分層作業的一次嘗試，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基礎選擇不同難度的作業。分層教育是已被廣泛認同的一種教育形式，體現了因材施教的先進理念，但當時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認為，三色作業本是給學生貼標簽，是以犧牲學生自尊為代價的教學。如此壓力之下，三色作業本當日就被學校全部回收。

　　任何一項教改措施都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，但外界似乎更關注改革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。如果教育長期處于輿論挑剔的“放大鏡”下，必然會束手束腳，甚至裹足不前，這對教育、對學生到底是利是害呢？

　　教育是一項專業性非常強的工作，有它本身特有的規律，比如因材施教，比如獎勵與懲罰，都具有極強的科學性和藝術性。從這一角度來說，對于教育，未必人人都有發言權。

　　教育關系國計民生，一項改革舉措的效應常常不是短時間內就能顯現，而是一項長期的工程。因此，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說，需要不斷提升專業水平，教學改革必須從實際出發，為每個學生的終身發展著想，而不是簡單、粗暴、拍腦袋。同時也要對改革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有所預見，與學生、家長及時溝通，取得理解和支持，將負面效應降到最低。

　　而對教育“外行”而言，對教育的關注要講究一個“度”。媒體更要多份冷靜和謹慎，明確自己的社會責任，而不是嘩眾取寵。對教育新聞事件的報道應從不同角度加以反映，要反映學生、家長的呼聲，也要允許學校申辯，客觀全面的報道將有助于公眾做出正確的判斷，而不是人云亦云推波助瀾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們必須承認教育發展不平衡的現狀，不能用過高的要求去要求所有學校。對于個別學校的錯誤做法應及時指出，卻不宜一棒打死。公眾對于教育、對于教師不妨多份理解和寬容，這才有利于教育的健康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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